草间弥生作品《花开妻有》，图片来源：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　　每年夏季都是艺术界博览会和双年展喘息的时段。然而，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和欧洲多地艺术节项目的举办使艺术得以走出展厅之外，在城市、乡村和自然景观中栖身。人们也得以换下正装，踏上适于跋涉的鞋履，去寻访这些“公共艺术”的目的地。

　　公共艺术，顾名思义，就是公共的艺术，也可以理解为发生在公共空间里的艺术，或是面向公共的艺术，抑或是探讨公共和艺术关系的艺术。在艺术史的维度里，公共艺术依旧是一种新兴的当代艺术形式，并无统一定义和固定模式，但在世界各大城市和乡村艺术活动中方兴未艾。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公共艺术开始超越艺术界，成为公共领域中的事件，甚至与城市和乡村建设息息相关。公共艺术不仅是检验艺术家创意的平台，更是折射公共意见的镜子。

　　从亚里士多德对于古希腊城邦公民生活的构想，到哈贝马斯对于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阐述，“公共空间”一直都是西方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概念。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公民运动兴起、公共空间大幅扩展的1960年代，公共艺术开始在西方社会出现。此时的作品以雕塑或大地艺术为主，代表人物有克里斯多(Christo)夫妇、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等。1970 年代，纽约相继成立了“创意时代”(Creative Time)和公共艺术基金(Public Art Fund)等致力于推广公共艺术的非营利组织，并开始委托艺术家在纽约公共场所创作。

　　与此同时，在德国小镇明斯特，在市民强烈抗议放置于公园内的美国艺术家乔治·里奇(George Rickey)的雕塑之后，明斯特雕塑展应运而生，并开始邀请艺术家在城市的公共空间内定制作品。自2009年起，瑞士巴塞尔艺博会便开始与美国机构“创意时代”合作，在迈阿密、巴塞尔等地艺博会期间推出不同形式的公共艺术项目。2018年6月在巴塞尔的“Basilea”项目更是长达一个月，旨在以工作坊、公众论坛等形式激发参观者的公民意识，探讨对于公共空间的使用。

　　“创意时代”副主席马塞拉·齐默尔曼 (Marcella Zimmermann)在接受《艺术新闻/中文版》专访时说：“这个项目为巴塞尔带来了日常感，也就是在博览会之前、之后发生的事情。这些具体的项目处于艺术世界的边缘，而或许正因如此，这些项目在涉及社会、政治和经济变化的时候会更有效率。”

　　2018年9月，巴塞尔艺博会还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巴塞尔艺术都会”项目。作为世界最顶级的艺博会之一，巴塞尔艺博会只在每年6月的短短一周就可以为巴塞尔带来9万多名游客，而这个瑞士小城的常住人口仅有16万。巴塞尔艺博会自2012年起在香港举办以来，便迅速成为全城艺术盛事，其举办的3月还成为官方旅游发展局认定的“香港艺术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巴塞尔艺博会无疑具有某种“公共艺术”属性。将公众带向艺术，同时在世界不同城市推广艺术，成为其日程的一部分也就不足为奇了。

　　公共艺术，公众参与

　　从历史上来看，公共艺术的“公共性”一直都要大于“艺术性”。

　　公共艺术的“公共性”，恰恰在于公众参与。这不仅体现在对艺术作品完成后的欣赏，也体现在对作品选择的建议、作品创作过程中的讨论等。伦敦市中心特拉法加广场的“第四基座”公共艺术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项目以广场西北角上的花岗岩基座命名。这个原本打算放置英国国王威廉四世雕像的基座，因为种种原因被空置了150年之久。直到1998年，经过各方公开讨论和博弈，英国皇家文艺学会(Royal Society of Arts)才接手并开始委托艺术家于该基座上创作雕塑。在前三位艺术家的雕塑作品受到公众好评之后，“第四基座”项目才于2005年被移交给伦敦市政府管理。

　　至今，已有12位艺术家为其量身打造了雕塑。英国艺术家安东尼·葛姆雷(Antony Gormley)的雕塑方案《一个和其他》(One & Other，2014)更是邀请了2400名公众志愿者轮流在基座上担当人体雕塑。“第四基座”的建立和发展的每一步都反映了公共艺术的前途命运和公共参与密不可分，越是在城市中历史悠久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空间，就越如是。

　　由于公共参与的重要性，通过公共艺术把公共空间纯粹作为艺术家个人表现的舞台的做法自然会受到质疑。英国印度裔艺术家阿尼什·卡普尔(Anish Kapoor)凭借在美国芝加哥创作的雕塑《云门》(Cloud Gate，2004- 2006)而闻名于世。但因为该雕塑建造历时两年、耗费2300万美元而饱受诟病。虽然资金全部来源于私人赞助，但芝加哥市民依然觉得这些钱本可以用作他途。